量化老兵章飚 一个风险厌恶者的告白

　　“我这把赌得蛮大的。”章飚这样评价自己在去年7月间的惊人一跳。
　　章飚，中国量化投资界的元老级人物，1999年便已在当时君安证券担任国内首个金融工程部部门经理，去年7月从国泰君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CEO的岗位上离职，投奔齐鲁证券任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这一跳在业内引发了不小的关注。
　　尽管在如今各路投资大佬“奔私”已是司空见惯，但离开一家业内排名数一数二的机构，带着一班老兄弟们二次创业，对章飚来说却不仅仅是字面意义上的一次“华丽转身”，而是对曾经的哲学、事业、一切的一次质问和再构。
　　章飚不是“股神”，也不是“敢死队”，而是一个量化老兵。但他却在人生的中途不带一点对冲地全仓押上了自己。
　　“我每天都跳着舞上班。因为这是在追求一种自己设定路径的成功。当你看到一个目的地，走在通往目的地的路上，内心会充满宁静的喜悦。”章飚这样形容二次创业中的心情：“我对前方的不确定性充满好奇。”
　　水滴石穿的量化之路
　　在章飚看来，自己是因为不会炒股票才踏上了量化投资这条路。1993年，正是A股市场诞生以来第一次大牛市之后的倦怠期，还在求学中的章飚投身股海，一番挣扎沉浮后却发现自己一直只是屡败屡战，收益远远逊色于营业大厅中每日挥斥方遒的大爷大妈，以青年才俊自居的章飚不由深入沉思。
　　“我觉得自己还是挺有能力的，为什么会做不过别人？”章飚回忆起当时的心境，“于是分析自己的优劣势，发现自己的优势是数学和计算机，就产生了利用数学而不是靠人来炒股票的想法。”从最初的这个不服输念头的出发，章飚懵懵懂懂地走上量化之路，摸索模型编制、量化选股，并以此技傍身加入了当时的君安证券，并在1999年成为研究所金融工程部门的负责人。
　　虽然在当时中国市场上颇具传奇色彩的一流机构中有了一席之地，但章飚的量化之路走得并不顺畅。受制于庄股横行的市场氛围，并没有太多人愿意接纳量化投资理论。
　　“其实当时的市场做量化效果非常好，如果我按现在的江湖地位穿越回去，钱途无可限量。可惜当时流行坐庄，没人吃这套。”章飚笑道，“拿一亿元坐庄，只用买一只股票，按我的模型做，一亿元要买一百多只股票。没人愿意做。”
　　在研究所任职的时间里，章飚还是不放过任何一次机会实践他的量化理论。他曾为某基金公司设计一整套合计市值5亿的量化组合，几个月后发现效果出众，却发现买方早已提前清盘。之后，他又曾成功说服了总计十亿资金规模的客户，准备发行产品实战，又因为公司战略决策的调整而付诸东流。
　　“这些事情让我明白，决策者的思维还没有到这一步。只有自己做投资，才能做量化，给别人做参谋永远实现不了。”章飚回忆道。“就好比你是一个新兵种，别人不一定要用你。只有你先在实战中有了成绩，说话才有人听。”
　　2002年，国泰君安证券成立新产品开发小组，令章飚苦练的屠龙术终于有了用武之地。在几乎没有金融衍生品的市场上，章飚和他的团队拿着量化这把锤子，把市场上所有的交易品种都当成钉子来敲一敲。
　　“我们用可转债里的期权元素做过分拆、权益互换，创设过类似现在OTC市场的权证产品，总之就是挖空心思设计对冲手段。价值投资的原教旨主义者还有巴菲特可学，我们什么也没有，只能土法上马。”章飚说，“最后市场有了50ETF，靠套利救了自己，不然我现在可能就在某个基金公司做主动投资了。”
　　十年水滴石穿，2005年，章飚依靠量化套利实现了80%的年化收益一战成名。此后，他的量化之路穿越牛熊，日渐开阔。
　　一个风险厌恶者的告白
　　与自己活力四射的名字不同，章飚曾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风险厌恶者，把风险越低越好奉为自己的投资圭臬而不忌讳付出极高的避险成本。
　　在权证疯狂的那几年，作为市场中屈指可数的衍生品专家之一，章飚清楚地知道那些价格畸高的权证即使在跌停板价格上卖出也是赚钱，但仍会出于规避波动率风险的本能买进一些明知很贵的低波动率权证对冲。
　　同样，在全民股疯的2007年，目睹上证指数扶摇直上6000点的章飚依然坚守自己的量化之道，从未因为身旁的烈火烹油感到一丝寂寞。
　　“牛市和我基本没什么关系，因为那不是我的钱。”章飚说，“而且所有牛市都会回头才确认的。现在是不是牛市，我只看到波动率挺高，大众挺热情。但是大盘今年会上4000点还是跌回2500点，我不知道。作为一个资产管理者，两种可能性我都要考虑。”
　　“我不会羡慕捡到皮夹的人，也不会羡慕那些赚我不会赚的钱的人。我不会找风。我只会等风来。”章飚如是评价自己，“我只守着我的地盘。在傻子都能赚钱的地方，我再冲过去我就是傻子了。”
　　近年来，量化投资这一名词被越来越多的市场参与者所了解接受，这一领域也迎来不少新玩家。在2013年，特征鲜明的中小市值个股结构性牛市令不少标榜追求阿尔法收益的量化对冲基金受益颇丰。但去年年底以蓝筹股为主导的“疯牛行情”又令不少2013年的大赢家措手不及。
　　在牛市中大幅跑输大盘甚至亏损，使得那两个月被称为中国量化投资的黑暗时期。但作为一名量化老兵，章飚认为这只是由于市场和一些量化投资者对量化的理解存在误区所致。
　　章飚认为，量化只是一种投资手段。有人喜欢调研上市公司，看明白后重仓长期持有，有人却喜欢用数学模型和计算机来处理大量股市数据，每天选择三五百个股票，每周换仓两次来做投资。各种投资方法都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的事情，选择什么方法就看投资者的禀赋和喜好了。更重要的是对自己的禀赋有清晰的认定。
　　对很多量化投资者来说，最基本的策略就是买创业板指数，或者在中小市值个股中挑选一篮子组合，同时放空沪深300期货。这样的策略在2013年非常成功，却可能在去年12月全部归零。在章飚看来，如果手中只有这样一种策略，其实投资者所做的并不是真正的量化，而是单纯的赌博风格。
　　“你需要了解你的专业能力在哪里。如果你的能力是选时和风格判断，那没有问题。不要你其实在选时，还坚持说自己是市场中性，那最终只能骗人骗己。如果自己确实在赌大小，那大盘股起来的时候至少要回到中性。”章飚这样剖析去年年底的“量化滑铁卢”。
　　在章飚看来，买入股票放空了相应的股指期货远远不是市场中性，准确地说应该叫市值中性。在2014年下半年以前，做多中证500指数放空中证300指数一直是一个高盈利的组合，但是500指数的股票市值要比300指数股票小得多。
　　“市场中性光有市值中性还不够，至少得加上行业中性和规模中性。但如果完全做到了市场中性，这样收益也就只剩下期货的溢价，当然不能这么做。”章飚这样解释一个量化投资者经理应当发挥的作用，“一个为了盈利的市场中性组合多多少少总有一点是不中性的，与指数的偏离程度就是我们冒的风险，投资经理的价值就是冒了相同风险是否能够拿到更高收益，市场中性组合的风险管理就是监控和管理投资组合所冒风险的大小，以及这些风险对于收益的贡献度，当某些偏离给组合带来较大的负收益时，是否要出手纠正这些组合的偏离，减少风险暴露，降低组合的投资风险。”
　　投资哲学的一次变道
　　章飚清楚地意识到，当他说出“应当衡量风险对于收益贡献度”的时候，他正在做的其实是对过去自己的否定。
　　“我现在认为，量化的本源应当冒有性价比的风险。”章飚说，“过去我追求的是风险越低越好，回头觉得自己有点傻。有的避险成本过高的避险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去做。”
　　章飚表示，量化投资的收益来源于三部分，无风险利率、套利收益和风险收益。但他又急着补充：“第三块教科书里其实没有，是我自己加的。”
　　“投资本身其实投入的成本是风险，钱对于一个有信用的人来说不是问题，冒风险才是大问题。套利本身应该是无风险的。必须要带一点风险，收益才会高。”犹如一个谋求创新的调酒师，章飚这样解释他的量化哲学新配方，“有人冒一份风险博一份收益，但我希望冒一份风险能得三份收益。不过这部分我自己都觉得不足，不断地告诉自己要冒险。但我本身又是一个厌恶风险的人，因此确实有时会有一点难受。”
　　章飚坦言，否定自己并不容易。在管理转投齐鲁资管后首只产品水滴一号的过程中，他就不停检讨自己在操作中是否与自己的初衷走形。
　　“我所说的走形并不是风险变大，相反是风险变小。这就好比你在高速上开车，开到120码没问题。可是你过去习惯开60码，强迫自己上了80，稍不留神油门又松了下来。”
　　对不确定性充满好奇
　　不难发现，章飚投资哲学的嬗变与职业道路的再次选择有着形而上的相似之处。
　　在章飚看来，人和股票一样，需要在交易中实现价值。“为什么这个市场上卖方分析师值钱，基金经理值钱？就是因为有充分的交易。”
　　而随着韶华逝去，生命这一人最基本的机会成本正在变得越来越高，做出改变的代价越来越大。在一切还不到不可逆转之前，某一个瞬间，你会不由得思考，是否可以再来一次，看看自己究竟能成就些什么？
　　“如果再过五年，我肯定不会做现在的选择。我很有把握把原来的事业维持好，再拿个几年第一。”章飚说，“为什么会选择要突破？因为我突然发现人是会死的。好像不久前还在评上海金融杰出青年，突然自己已经是个中年人了。这时候我就想，要不要清零，要不要再去做一件事。”
　　就这样，人到中年的章飚毫不犹豫地全仓押上了自己。
　　虽然自称正在进行一场人生豪赌，章飚对这孤注一掷事实上颇有把握。“我们这些人现在薪酬起码砍掉一半，但是我估计明年差不多就能值回票价了”，章飚自信满满地表示。
　　章飚认为，市场首先正在给予财富管理者前所未有的机遇。随着各类公募、私募基金设立审批的放开，金融牌照正在加速贬值，而财富管理者本身的智力和才能则不断升值。与此同时，居民财富积累和进行财富管理的需求都在不断增长，这些都给了章飚以坚定的基本面支撑。
　　“在上海，有两套房就能称得上千万富翁，满地铁都是千万富翁。财富管理行业是绝对的蓝海。连电视这样的红海都能被新力量搅得风生水起，我们在蓝海中怎么会没有机会？”章飚说。
　　对于自己的新事业，章飚希望能做一家“有特色”的资管公司。
　　“我们公司的章程写得很清楚，要实现客户、员工、股东的共赢。这里其实有另一层意思，那就是客户第一，员工第二，股东第三。”章飚表示。
　　章飚设想中齐鲁资管是一个“人本”的公司，拥有一套真正以贡献决定人价值的机制。“就像一支球队应该以明星球员为主一样，资产管理公司应该由投资经理当家做主。简单地说，就是赚了钱，就能横着走。”
　　“其实这样的管理机制对我来说风险很大，我既是管理者又是投资经理。和其他投资经理比，比赢了没什么收益，比输了产品业绩可是天天都能看得到的。”章飚笑道。
　　要实现章飚对于公司机制的设想，并不只是单纯的考评机制设计，更要追求投资经理个人和公司更深层次的捆绑。
　　“资产管理公司最怕老鼠仓。现在通行的办法是装摄像头，严防死守，坝越筑越高。但为什么会有老鼠仓，其实就是投资经理赚不到和自己能力相适应的钱。”章飚表示，“我们现在发行的产品，投资经理自己第一个买，个人的风险和利益都绑进来，就不需要装那么多摄像头了。”
　　章飚更希望，在相关政策允许的空间中，能够为投资经理们在公司中找到更加通畅的上升通道。“一个团队单靠分钱，干三年五年可以，再长也够呛。必须要有股权的机制设计，让赚到钱的人在公司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成为公司的一份子，而不仅仅是拿员工的收益。”
　　“真的要做出百年老店，肯定不是我一个人的事，需要好几代人的努力。”章飚说，“我也不会一直霸着董事长的位子，以后我们大家应该都会有股份，一起来选一个好了。”
　　尽管新的事业刚刚起步，章飚每天工作接近12个小时，同时要在董事长和投资经理的多重身份中来回切换。但他认为自己的内心祥和而快乐。“有人可能觉得这样的日子很苦很枯燥，我觉得打麻将也很枯燥。喜欢打麻将的人连续打上24个小时也不会觉得苦。人就是图个快乐，在这个过程中财富只是一种附加的产物。”
　　“我每天都跳着舞上班。因为这是在追求一种自己设定路径的成功。当你看到一个目的地，走在通往目的地的路上，内心会充满宁静的喜悦。”章飚这样形容二次创业中的心情。
　　似乎有些突兀地，章飚回忆起这样一段经历。几年前的某一天，他从陕西商洛连续驾车十几个小时回到上海，穿过秦岭、大别山、长江，途径南阳、信阳、合肥，行程1200余公里。“在路上，前方不停地出现新的情况，路是堵还是空，车该怎么开，会不会有什么突发情况。”
　　他说：“我对前方的不确定性充满好奇。”